运城夏县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运城稷山东渠夏时期遗址、运城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无论是在时间跨度上，还是在地域分布上，日前评出的2022年度山西六大重要考古发现，不仅反映出中华文明在三晋大地上各个时期的丰富面貌，更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探源：重大课题讲述三晋历史脉络
作为早期国家形成与治理实践的关键区域，山西始终处于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互动交流的最前沿。40余年来在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下，陶寺遗址逐渐展现出了其“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文明成就；晋西地区在整个晋陕高原政权兴起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晋南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运城地区的盐铜资源如何促进夏商王朝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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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于振龙介绍，围绕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及重要课题，2022年山西持续推进夏县师村、襄汾陶寺、夏县东下冯、兴县碧村、沁水八里坪、绛县西吴壁等十余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
围绕“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课题，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持续开展了兴县碧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碧村遗址是目前在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它占据河套地区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有着规划严密的城防系统，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座重要门户，这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围绕“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课题，山西文物考古部门重点实施了芮城坡头遗址、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及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工作。其中，芮城坡头遗址考古发现了中条山盐湖附近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环壕聚落。陶寺遗址拥有城墙、宫殿、王墓、礼制、文字、冶金术等最为齐备的文明要素。东下冯遗址确认了夏时期“回”字形环壕、早商时期夯土城址以及大型仓储类建筑，是山西地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忻州尹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忻定盆地夏商时期文化更迭及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寻真：新发现带来重要成果
西吴壁遗址以丰富的夏商冶铜遗存闻名于世，曾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区域内，2022年新发现的商代墓地为进一步了解西吴壁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次在西吴壁发现的编号为M16的大型墓葬是迄今为止国内商代初期阶段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商系大型贵族墓葬。墓葬中发现了来自本地、商王朝中心地带、北方青铜文化分布区的三种样式的随葬品。来自不同区域的物质文化遗存，可以称为不同的文化因素，西吴壁商代墓地为探讨晋南地区商代人群构成、礼制源流，以及商王朝国家形态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临汾霍州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是山西目前两处国保级瓷窑类遗址之一。目前发掘面积共计300平方米，揭露出丰富的金、元、明时期窑业遗存，并出土大量窑具及瓷片标本，尤以金元时期细白瓷器型多样，装饰纹样丰富。
项目负责人刘岩称，霍州窑作为北方地区金代、元代瓷器生产的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次发掘出土的文物是研究霍州窑的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产规模、经济形态、传统影响发展等问题科学、系统的基础资料，意义重大。
辕村遗址是近年来晋南地区发掘面积最大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发现了大量遗迹和遗物，是研究仰韶文化向庙底沟二期文化转变的新材料。作为仰韶时期距盐湖最近的核心聚落之一，出土独具特色的长筒罐为探索盐业资源的早期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线索。
凝魂：多举并施促进成果转化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王晓毅介绍，为加强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传播，更好讲述考古发现中的山西故事，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在考古工作基础上，深入挖掘、整理、阐释考古成果，积极推进考古报告出版、考古成果展览、考古成果多媒体科普和传播等成果转化方式，准确提炼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亲手触摸距今约4000年的石块原物、在影片中沉浸式体验陶寺都邑城址与各功能区之间多元汇聚的文明、通过高3米长4米的软幕灯箱一窥曙猿的生活环境……2022年11月在山西博物院开展的“大政之源”特展，通过一系列多元化的展陈方式，将观众的目光从聚焦于文物本身，延伸至文物背后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引导观众感受山西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近年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还推出“考古云讲堂”系列讲座、举办“山西考古新发现论坛”，推动考古成果全社会共享；搭建“山西文物”“考古汇”网络宣传平台，宣传展示山西考古成果，让考古新发现、研究新成果走出库房、走出实验室，走进博物馆、走近社会大众。
“希望通过多层次、跨媒体、丰富多样的考古成果转化形式，让大众更加了解山西在中华文明发展不同时空范围的内涵特点，感受中华文明之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王晓毅表示。（见习记者 陈奕彤 记者 李建斌 杨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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