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是皇朝和皇帝们为了监控朝堂，而赋予官员们互相检举、揭发彼此不道、失职、不法等罪行的一项权力。在古代特有的道德、礼教观的影响下，它也成了上至朝廷宰辅、下到芝麻小官，人人都忌惮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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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官员一旦被弹劾，不论罪行是否属实，首先意味着他不被信任。“人无信不立”，因此官员们在受到弹劾后往往不是辩解，而是上表请辞。
请辞的第一个目的是表明自己未被证明清白之前绝不尸位素餐。第二个目的是变相的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面对诛心的责难单纯的辩解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请辞是希望自己的上官（或皇帝）拒绝自己的辞呈，以此来证明自己仍然被信任。既然仍被上官（或皇帝）所信任，那么就证明了关于自己的弹劾都是子虚乌有，不然就得拉他们一起下水了。
如果上官或皇帝不主动表明支持呢？官员们还可以通过同僚们联名上书挽留，达到同样的目的。至于如何让同僚们出面帮忙呢？那就声望、利益交换、拉帮结派等等各显神通了。
这种同僚互相帮衬的方法用起来确实方便，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会让皇帝怀疑有结党的嫌疑，尤其是原本就身处高位的人。崇祯初年，温体仁和钱谦益那场廷议辩论就是个例子。
当天的廷议中，随着温体仁和钱谦益两人互相指责、辩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大臣表明立场站到了钱谦益那一边。看似温体仁没戏了，他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在崇祯眼里，钱谦益和其他朝臣分明就是一党。
正是有着这样的风险，明清两朝很多官员面对弹劾时选了另一种方法，给弹劾者扣帽子，让他成为“罪人”。过去的价值观里一个人一旦有罪，他所有的言行都变得不正确和不可信。因此罪人的弹劾也就无所谓真实与否了，反正全是包藏祸心的阴谋。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继盛在斋戒三日后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称其为“天下第一大贼”并历数其“五奸十大罪”。
为了上这道奏疏，杨继盛很费了一番心思。在奏疏里不但逐条列举严嵩的罪名，而且每项罪名他都附上了详细罪证，不少罪证是要花时间精力并冒风险才能调查出来的。面对这样一份事实清楚、威力十足的弹劾，严嵩是很难辩解脱罪的。
严嵩很清楚嘉靖的为人，指望他主动站出来为自己背锅、挡枪是不可能的。而首辅的位置，以及他的日常行为也导致群臣大多数不会主动站队到他这一边。于是严嵩抓住杨继盛的一句话，来撩拨嘉靖：
皇上或问二王，令其面陈嵩恶；或询诸阁臣，谕以勿畏嵩威。
《请诛贼臣疏》
嘉靖因为修道迷信“二龙不相见”，在太子朱载壡去世后一直不立皇太子，也不怎么愿意见自己的两个儿子朱载坖和朱载圳。“皇上或问二王”不但触碰了嘉靖的忌讳，也激起了皇帝固有的疑心。
皇子是不是主动和朝臣走到一起？他们是否参与和内阁首辅的斗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抢班夺权？
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下继盛诏狱，诘何故引二王。
《明史·卷二百十九》
至此杨继盛被扣上了欲借弹劾严嵩图谋不轨的帽子，嘉靖当即下令抓捕杨继盛严加审问，并于嘉靖三十四年斩首弃市。而杨继盛弹劾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从他下狱的那一刻起，也就不需要再被在意和关心了。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左副都御史杨涟上《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姑且不论“二十四大罪”哪些属实哪些不属实，魏忠贤得知消息后确实是被吓得慌了神，觉得自己即将人头不保（这也旁证了当时魏忠贤的权势没有现今想象的大）。
为了自救魏忠贤居然去找内阁次辅韩爌求情，希望韩爌替自己说话并居中调和。韩爌和杨涟一样都是东林党骨干，怎么可能搭理魏公公。碰了一鼻子灰的魏忠贤只能去找天启哭诉，以求活命。
有种说法是魏忠贤欺负喜欢玩木工的天启不识字，安排人不按原文读杨涟的奏疏，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了。笔者觉得这当个故事听听就好（前面魏忠贤没有直接去找天启，其实也说明他并不能控制天启）。
虽然因天启宠信，魏忠贤确实有权势，但也没大到一手遮天的程度。比如魏忠贤一直都不是宦官的老大– 司礼监掌印太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这本就有掣肘的意思。所以魏忠贤根本没能力在奏疏上糊弄皇帝。
奏疏是皇帝行使皇权的重要工具，魏忠贤真有这本事，就相当于他自己做皇帝了。真要是这样，崇祯这么个光杆，凭什么登基一个月就铲除了“实际掌控皇权”的阉党和魏忠贤？
另外，孙承宗在万历年间就开始做朱由校的老师，而且天启非常尊重孙承宗（一直称呼其为“吾师”），也很听他的话。这样的学生，跟着这样的老师学这些年还是个不识字的文盲，孙承宗答应么？
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魏忠贤受到了高人的点拨（有可能是王体乾），跑到天启面前不是哭自己被冤枉，是哭外臣想把皇帝亲近之人全铲除以便控制皇帝。
这是有的放矢，因为天启二年、三年，天启多次下旨申斥过朝臣。连“全无为国为民”、“结党”的大帽都扣出来了。
上谕吏部都察院：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 ……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 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
《明熹宗实录》
东林党在朝堂势力的急速膨胀已经让皇帝感受到了威胁，再经魏忠贤一顿夹枪带棒的哭诉后，杨涟的弹劾是不是事实，天启已经不关心了。因为在天启看来就不是弹劾魏忠贤，而是借这个机会“逼宫”。
因此“二十四大罪”天启不但一条也没同意，还下旨申斥了杨涟，说他捕风捉影、造谣中伤。杨涟不但不服，反而在朝堂组织官员们联名抗辩。东林大佬叶向高就反对这么做，他认为只会适得其反，让皇帝认为他们在结党营私。
果不其然，不听劝的杨涟发动的联名抗辩更进一步地激怒了天启，天启下旨斥责他们为“朋党”，导致占据朝堂重要职务的东林骨干纷纷辞职。
内外连结，呼吸答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朋比为奸，恣行欲甚，将使朕孤立无与而后快。
《明熹宗实录》
可以说杨涟的弹劾不但被魏忠贤成功化解并脱罪，也开启了东林党大失败的序幕。
乾隆五十五年，礼部侍郎尹壮图弹劾和珅创设的议罪银制度，责其祸国殃民。和珅没有组织党羽进行辩解或者攻击，而是利用尹壮图的一句话成功地撩起了乾隆的怒火。
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培养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察查望。
这句话的重点就是“各督抚”、“各省”，简单说就是大清的天已经不是晴朗的天了。正在营造自己千古一帝、十全老人伟大形象的乾隆怎么受得了？所以他明知皇朝存在严重贪腐（官员们上缴的议罪银远超他们的俸禄，乾隆不可能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也要把面子争回来。
乾隆命令尹壮图巡查全国各地，以查验贪腐、亏空是否属实。于是乎一场空前绝后的闹剧就开始上演了。
皇朝上下所有的官员都知道存在贪腐、亏空问题，但是全部都默默地配合皇帝坐实尹壮图“挟诈欺公”的罪名。尹壮图不得不每到一地就上疏朝廷称自己听信了谣言，希望朝廷、皇帝给自己治罪。而那些利用议罪银中饱私囊的贪官们则安坐家中看着尹壮图的笑话。
并不是皇帝们被奸臣戏耍，只不过是权远在法上，可因权而废法，不可因法而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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